1964年10月，日本東京舉辦了第十八屆奧運會。在10日的開幕式上， 19歲的早稻田大學學生坂井義則，點燃了奧運火炬。坂井出生于原爆當天的廣島，選擇由他點燃火炬，宣示著一種歷史觀：戰后19年，日本由痛苦地新生，已健美地長成。
19歲的早稻田大學學生坂井義則點燃1964年奧運會主火炬。
經歷了初期的低靡之后，日本經濟從1950年代開始，從廢墟中快速崛起。1960年，池田勇人政府推出國民所得倍增計劃，日本國民生產總值（GDP）實現高速增長。就在奧運會開幕的前10天，世界上第一條商業運營的高速鐵路：東京到大阪間的東海道新干線正式開通運營。從1955年到1973年，日本年均GDP增長率超過9%；1968年，日本超過聯邦德國，1978年更超過蘇聯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這一紀錄一直保持到2010年。
不只是日本，在冷戰期間，從屬于美國陣營的諸多東亞經濟體，都實現了工業化和經濟騰飛。在日本帶動下，東亞“四小龍”（韓國、臺灣、香港和新加坡）從1960年代開始也迅速崛起，最高經濟增速達10%。東亞經濟的整體發展又在80年代之后帶動數個東南亞經濟體的快速增長，出現了所謂“四小虎”（馬來西亞、泰國、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）。1993年9月，世界銀行發布了名為《東亞的奇跡》的報告，把這些國家/地區所取得的矚目的經濟成就歸結為“東亞模式”。這也是第一次，“東亞”與某種經濟增長現象掛鉤，代表了一種“成功”的發展主義觀念。
經濟學家們對東亞模式的內涵提出過不同理解。代表性的觀點，包括政府對產業的大力介入、依托開放的市場施行出口導向型發展、吸納外來資本、產業適時升級（由初期的勞動力密集型過渡到資本技術密集型）、實現比較優勢戰略等等。學者們還把東亞產業的梯次發展，總結成“雁行模式”：日本作為領頭雁，帶動了小龍小虎們的起飛。
眾多關于“東亞奇跡”的討論中，還有一種文化主義觀點，引發過很多討論。這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提出的“亞洲價值”說。這個理論認為，儒家文化崇奉集體主義、尊重權威、選賢任能、重文教、尚節儉，是這個區域能夠在資本主義體系里獲得成功的關鍵。它針對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市場中心主義，強調制度（特別是國家）和文化的重要性。
怎么看待“東亞奇跡”和“亞洲模式”，甚至到底有沒有“亞洲模式”，是個爭議很大的話題。日本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陷入低速，1997年的金融危機又重創了東亞不少新興經濟體。曾經引領一時風騷的奇跡說和價值說，在出現后沒多久，就遭遇現實的尷尬。關于它們的討論雖然仍不時見諸報端，但冷卻了許多，“亞洲價值”也少了當年的理直氣壯。對東亞經濟體曾經的輝煌成功，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解。
其實當年的各種爭論，不過是將“亞洲”變成了一個承載不同的社會經濟理念和意識形態的籮筐，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，從新威權主義到制度經濟學，各思想流派都用自己信奉的一套價值系統來解釋亞洲。亞洲/東亞再次被相互矛盾的知識、概念系統所塑造，無論其成功與失敗，都成了證明某種超然理念的論據。關于它的討論，可以看成是冷戰到后冷戰時代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主導理論之間的一場觀念競爭。
本文想強調的是，對東亞所謂奇跡的認知，不能僅從經濟發展角度出發，而脫離冷戰的歷史環境。美國為遏制蘇聯和中國，在東亞建立了舊金山和約體制，這是東亞“奇跡”能夠發生的歷史前提。誠然，這種解釋并不新鮮，也并不是東亞經濟起飛的充分條件：就像許多論者指出，并不是所有受到美國支援的國家都實現了經濟高增長。但它是日本和四小龍崛起的必要條件。它提醒我們不但要歷史地看待東亞經濟體取得的成就，也要歷史地看待同時代中國曲折艱難的工業化、現代化道路。
1952年，美國為首的部分同盟國同日本簽訂的《舊金山和約》生效，日本名義上恢復了主權。和約簽署國中既沒有中國的代表，也沒有朝鮮半島的代表，因此在此后的幾十年中，中日、日韓之間諸多領土爭端，都與這個片面的條約相關。美國在被托管的沖繩駐扎大量軍隊，并且在1972年把沖繩主權移交日本后繼續保留軍事基地。同時，美國還在韓國、臺灣等地駐軍，形成鉗制中國大陸的包圍圈。
朝鮮戰爭爆發后，美國在日本實施“特殊采購”政策，直接由日本為美軍提供戰爭所需物資和服務。此項政策令日本經濟由低靡迅速走向振興。特殊采購金額由1950年的不到1.5億美元，增長到第二年的5.92億美元，并在1952和1953年達到8.24和8.1億美元。這是什么概念呢？以1953年為例，僅此一項，就占了當年日本所賺外匯的28.1%。朝鮮戰爭結束后，特殊采購政策又持續了一段時間，之后美日在經濟上高度合作。為了冷戰，美國必須把日本緊緊維系在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之中。向日本產品開放市場，實質上是讓日本的經濟深度融合于美國體制。
從1960年代開始，美日又把韓國、臺灣等地納入到這一體系中來。1965年，韓日建交，日本很快向韓國提供5億美元援助，幫助樸正熙政府走出經濟困境。和朝鮮戰爭對日本經濟的意義類似，美國卷入的越南戰爭，也成為韓國經濟騰飛的起點。越戰中，韓國不但派出了總數僅次于美國的作戰部隊，而且也得到美國支付的總計超過10億美元的特需費。韓國企業趁機紛紛進軍越南，從越南流回韓國的資金，極大刺激了國內經濟建設，成為“漢江奇跡”的重要催化劑。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（GNP）從1964年的103美元，一躍而至1974年的541美元。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，韓國經濟總量才超過了朝鮮。
在東亞經濟起飛的過程中，殖民現代性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。日裔美籍學者酒井直樹指出：“美國（對中國）的封鎖政策成功與否，關鍵在于能否將作為資本主義模范生的日本維系在自由主義陣營中……如何在中日之間打入楔子、在日本國內釀成對中國的反感，是美國遠東政策的核心所在。”他引用外交史專家弗雷德里克?丹的觀點，認為舊金山和約的起草人、后擔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，其基本對日戰略就是“利用日本人抱有的對中國、朝鮮、俄國人的社會優越感，強調成為自由主義陣營世界成員……的高度優越性，即可說服日本人留在自由主義陣營中。”
這種殖民性的種族優越感也體現在參加越戰的韓國軍隊身上。韓國派出的青龍、白虎、白馬等兵團，參與了對越南平民的屠殺和強奸。據統計，韓軍虐殺的平民人數不低于9000，給越南留下深刻的創痛。
由于無法擺脫新殖民主義的桎梏，冷戰環境下長成的所謂“東亞奇跡”，很快就暴露出虛弱的一面。1979年，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發表《日本第一》一書，盛贊日本經濟取得的成就。沉浸在贊譽中的日本財閥，此時開始大規模登陸美國，收購了眾多企業、地產。索尼公司創辦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志得意滿，在1989年出版《日本可以說不》，高調批評美國的種族優越感，宣揚日本要在經濟、外交等各領域擺脫控制，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。
彼時，冷戰已近尾聲，隨著中美在東亞攜手，蘇聯威脅消退，日本在美國戰略中的重要性下降。日本資金的大舉涌入，讓感到威脅的美國轉而“敲打日本”，美國媒體開始不斷宣傳“日本威脅論”。1985年，美、英、法、西德與日本簽署《廣場協議》，干預日元匯率，迫日元急速升值。陷入泡沫化的日本經濟從此再未能恢復元氣，步入一個接一個的“失去的十年”。不存在完整的政治主權，何來的底氣說不呢？
很長一段時間以來，論者們以“東亞奇跡”對比同時代中國“落后”的經濟狀況，把日本和四小龍當作中國經濟發展的榜樣。但是，討論經濟發展從來不能脫離于其時代環境。我們要看到，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，中國國家建設、經濟發展，是在怎樣的安全形勢下進行的。當日本、韓國等的防務基本由美國代管時，中國必須把大部分力量用來確保主權領土不受侵犯；在時刻準備戰爭的條件下，國家不可能把全部重心放到經濟建設上。當上述地區可以依靠外國的資本技術注入、依靠外部市場實現發展，中國卻在多時間被兩個超級大國遏制，既得不到外部資金，也得不到外部市場。
一窮二白的底子，加上只能自力更生的形勢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，就是在這種局面下展開的。新中國前三十年中曾犯下嚴重的錯誤、走過彎路，教訓慘痛，但就經濟社會整體發展而言，其巨大成就仍應肯定。1950到1980年的30年間，中國的總人口增加了1.6倍，人均壽命預期也提高了1.6倍，哪怕1980年出生的人只是維持1950年代的平均溫飽水平，其實際增長就是驚人的。
更不要說，在嚴峻的壓力下，中國建成了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才有的自主、完整的工業體系（盡管當時整體水平還不高、輕重工業比重也不合理）。莫里斯?邁斯納指出，從1952至1977年，中國的工業生產以年均11.3%的速度增長，是世界現代史中任何一個國家在相似的時間段內達到過的最高增速。以一個貧窮的農業大國，在不依靠殖民掠奪、外部援助也很少的情況下，完成了初級工業化，歷史上鮮有先例。這在很大程度上，是靠全民維持低收入水平、“勒緊褲腰帶”實現的。雖然它也反映出建國初期經濟政策在績效、資源分配上的諸多弊病，但另一方面，社會主義體制下，社會整體公平程度顯著改善，尤其是醫療和教育較此前大為普及。這不但保證了國家大體穩定，也為后來的市場化改革，培養了大批身體和文化素質很高的勞動者，奠定了改革開放后經濟起飛的社會基礎。
關于中國工業化的宣傳畫。
1964年10月16日，在坂井義則點燃東京奧運會火炬后的第七天，中國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，安全形勢極大改觀。之后中美相互接近，終于在1978年實現關系正常化。中國領導人也因此做出了“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”的戰略判斷，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抓經濟增長、提高效率上。在引入市場機制初期，美日的支持雖不可否認，但發揮更大作用的，則是過去數百年來形成的、覆蓋東亞和東南亞的華商網絡。某種程度上說，中國的經濟起飛不是轉而依靠殖民現代性，更像是回歸到從早期全球化時代就已發端的歷史脈絡。在重重壓力下不斷修正錯誤，不依附于帝國，也不靠某種超驗的“價值”：或許中國起起伏伏的崛起之路，才是更值得學者們探討的“東亞奇跡”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