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這地界，老百姓稱為“退海地”“九河下梢”。“退海地”其實就是嘉靖二十九年《重修三官廟碑》中提到的“斥鹵之區”，意思是該地為鹽堿地，寸草不生。九河下梢，文藝點兒的說法就是“百川之尾閭”，但意思都一樣，百川入海最低洼的地方。所以在主要依靠陸路交通的時代，當“齊紈魯縞車班班”的西安、“天下名都”邯鄲以及“牡丹之鄉”洛陽引得“天下朋友皆膠漆”時，天津還是一個沒有名字的戍邊屯種之地。
后來歷代王朝意識到僅僅靠陸路維系統治是遠遠不夠的，天津的好運似乎開始了。先是曹操開鑿了一條從今天的沙河到天津的平虜渠，后是隋在此基礎上修建了聯系南北的大運河。通過這條水道，江都（今揚州市）的物資源源不斷地被運到涿郡，“舳艫相次千余里”，楊柳青也出現了“昨日臨清買柳回，今日販魚桃花口”的商業繁榮景象。
估衣街
即使到了宋遼對峙時期，民間貿易也沒有因為兩國的戰爭而中斷，界河（海河）兩岸行商坐賈熙熙攘攘。金朝統治者為了滿足中都（今北京）糧食需求，重新疏通南運河（京杭運河北段），并在今天的獅子林橋西端舊三岔河口一帶設寨，也就是直沽寨。直沽一帶人口逐漸聚集，慢慢形成了商業集市。
運河雖然便捷，但也時常因枯水季而斷流，所以到了元朝開始試行海運，一時間“漕運糧儲及南來諸物商賈舟楫，皆由直沽達通惠河”。三岔河口，出現了“一日糧船到直沽，吳罌越布滿街衢”的繁榮景象。這句詩中的“罌”，指的是古代南方的一種大腹小口的瓦器，用來盛放茶葉、酒和水。“越布”是一種南方的葛麻織品，其中布質精細薄軟的織品稱之為越布。“衢”是四通八達的街道。所以，我們可以想象，當時直沽大街上到處都是南來北往的糧商、茶商、布商、酒商以及鹽商，臨街店鋪里擺放著南方的絲織品和器皿，熙熙攘攘，熱鬧非凡。
漕船、商船給直沽帶來了人氣，于是為了方便這些來往運丁、兵丁以及商人的日常所需，在三岔河口的一段平坦水灣上開始形成了一片酒家茗肆、歌榭妓寮叢集之處，這片集市據說是因為在一家侯家茶館屋后，所以久而久之人們就把這地叫成了侯家后，它比天津建城還要早，也是天津最早的商業區。
天子津渡
1404年12月23日，對天津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，這一天永樂帝正式將直沽改為天津，寓意天子渡河之處。此后，永樂帝以及他的繼任者并沒有忘記天津這塊寶地，不僅在這里設衛建城，抬高天津政治地位；而且繼續維護和經營大運河。有一個叫徐有貞的治河能人，在黃河決口之處設置水閘，并花費三年時間開鑿廣濟渠，保證了運河30年的穩定。1519年，僅在天津港口拽運大木的官兵就達到六千多人。
此外，明朝也放寬對隨漕人員攜帶貨物數量和稅負的限制，往來漕丁可以有利可圖。清朝，除了繼續沿用明朝運河政策外，還開放了海禁，開辟了“北洋航線”。廣東潮州的商船“游弋登萊、關東、天津間，不過旬有五日耳”；福建廈門的商船“順風，十余日即至天津”；江浙一帶赴天津、奉天貿易的商船也因順風由一年兩趟增至一年四趟。
天津成了名副其實的“五方之民所雜處”。原來的侯家后已經容納不下操著各路方言的客商，于是在城東門外、北門外和三岔河口一帶擴展出新的商業中心，天津城也形成了“東貴西賤，北富南貧”的城市格局。
此后，天津地位因商業的繁榮而再次提升，由衛變州、變府。雖然清時天津的功能和定位還是北京的東南門戶和河運中轉站，且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政治地位都不能跟揚州、蘇州、杭州等運河樞紐、財稅重地相提并論，但隨著近代航海時代的到來，天津城開始“大放異彩”，從一個運河城鎮成長為海洋時代的北方商業大都市。
